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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补习文化盛行，学生暑假往往成“书假”，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近期有关香港补习的两则消息，还是“震惊”了不少人，包括在香港做过补习老师的笔者。

　　一则是说，沙田一家补习班准备开办暑期补习，700多名家长提前一个晚上通宵排队，不乏有人排足16个小时。而此时距离学生暑假还有2个月。另外一个是条“变态”级的补习班广告海报，一个看上去只有三四岁的小女孩泪眼汪汪，欲说还止，配图广告词语则是一句阴森森的“你不爱竞争？但竞争会找上你。”而该广告的目标对象的年龄最小只有18个月。

　　有人通宵排队买火车票、买苹果手机，补习班前通宵排队还是第一次听说。18个月的幼儿可能还无法说清一句完整的话，现在却要去准备幼儿园面试。与大陆差不多，香港、台湾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正在为社会的不淡定买单。

　　香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补习文化，面对升学和就业压力，学生们为了在公开考试中脱颖而出，纷纷在课余时间报读补习班。根据1996年政府数据显示，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为34.1%；2009年香港青年协会的这一数字为56.7%；香港大学2012年的研究显示，参与补习的人数已达到72.5%。目前这个比例只能是有增无减。

　　香港的补习率亚洲第四，仅次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近些年来，更是出现了数量变大，年龄变小的趋势。2009年最小的补习者为小学二年级，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儿童开始进入补习的队伍，甚至补习班已经将手伸向了1岁多的幼儿。

　　有学者分析，“从众心理”是导致全城补习的原因之一。随着全球化和教育改革带来的竞争压力，当周围的大部分学生都去“吃小灶”补习，剩下的小部分必然会感到很紧张，“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了家长们的共识。据统计，香港的公立大学系统仅可容纳约18%的当地高中毕业生，而这一数字在近20年中没有什么变化。

　　此外，寻求心理安慰半岛电子、学校学习不足等，都可能是补习热的原因。根据香港青年协会过去的调查，多数学生认为补习带来了心理上的鼓励。

　　为满足全港80万中小学生的巨大的需求，遵理、英皇、半岛电子现代等四家巨无霸补习连锁学校和800多家较小的补习学校应运而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课外补习社需要寻找各种招数吸引学生，因而“补习天王”和“补习天皇”也就诞生了。

　　商场、地铁、巴士……大幅补习教师的宣传海报随处可见，他们大多打扮时尚靓丽，双手环抱于胸前，一副“成功人士”的自信模样。他们个个履历“惊人”，不是“数学奇才”就是“语言天才”，总之，对众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以及希望夺取高分的学子们极具吸引力。现代教育补习社的一名老师称，从营销的角度来看，每家公司都希望自己的产品能以华美的包装示人，这仅仅是一种经营原则。香港很多补习天王都拥有其自己的音乐录影带、Facebook粉丝网页以及文件袋和便利贴这类衍生产品。当地新闻媒体曾报道，一些家教年收入可达1000多万港币，约合130万美元。

　　如此惊人的收入并不奇怪，补习在香港已经成为一种产业，据港媒2012年的调查，一般中学生每月补习花费2000港币，全港每月的补习费用大约2.6亿，比15年前增长了近5成。再加上近些年，香港许多补习社都以各种各样的手法将收入最大化，包括尽量安排多一些学生在同一个课室里上课，甚至以录像代替真人讲课以增加班次的数量，开办网上教室，网上出售教学视频、教材等，而现场班的价钱则要比录像班高三成左右。如此“快餐式”的补习班被叫作“汉堡包”，较廉价补习课程的规模化销售带来巨大利润。

　　不仅仅在中国，补习文化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也非常盛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在台湾驻点时发现，台湾的补习文化确实让人大开眼界，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南阳街就有一条所谓的“补习街”，整条街都挂着广告牌，有约80多家补习班。

　　20世纪60年代，这里多以开办升大学的补习班为主。许多中南部北上的重考生拖着行李到台北苦读，有的补习班还有简陋的宿舍供学生住宿。由于车站附近交通发达，人多了，小吃店也跟着冒出来，加上在补习班的学生榜单亮眼，升学率跟着提高，补习街的规模也慢慢扩大。

　　补习街延伸出来的，是台北的补习产业。调查发现，近七成台湾中高年级小学生参加安亲班或补习班，约五成的家庭每月花费超过6000新台币给孩子补习，有两成补四科以上。

　　据统计，台湾的补习班连年稳健增加，10年间，从5788家增加到近两万家，其中文理补习班有1万家，外语有5304家。

　　业者卖的是教育，学生买的是希望。记者走访南阳街时曾看到一条长长的人龙，好奇探问，原来是要报考公务员资格半岛电子。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生说，工作不好找，所以想试试考公务员。

　　台湾真是什么都能补。从小学到研究所都补，从语文、数理到技术，考公务员都有的补习，据说考空姐也有的补。美容、按摩、算命等也有，但并不在台当局“教育部”“补习教育法”规范之列。

　　对于台湾根深蒂固的补习文化，受访的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方永泉认为，那是“必要之恶”，因为考试还是最公平的制度，而补习班确实能教会学生如何考出好成绩。

　　他说：“补习文化既是教育文化，也是商业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实韩国和日本也一样。台湾大部分的补习还是为了应付考试，为了上好的学校或大学，一些补习班有技巧地把学生教得很会应付考试。虽然是有点畸形文化了，但不管是升学或者是去考公务员，考试还是最公平的制度。补习文化紧跟教育制度的步伐，补习班填补了教育制度上的缺口和市场的需要。”

　　从1954年到2001年，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一直实行“联考”制度。经过教育改革后，台湾在2002年推出了“大学多元入学方案”等措施。多元入学的原意是希望创造多元价值，启发孩子的多元智慧。招生渠道的设计也倾向多元，包括学生是否有特殊才艺。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有“状元情结”，身为父母的都期盼孩子成才成状元，考试考好，进入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或许，只要中国人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不变教育培训，补习班，这个“必然之恶”就会紧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