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国家发改委在《求是》杂志发布文章《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指出，全面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和“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和条件，全面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等消费，培育线上线下融合等新型消费。

　　冲着“支持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等消费”这一句，有教育行业从业者提出：教培机构有无松绑可能？

　　这或许只是一种愿景。现实是，转眼“双减”政策已出台一年半，无论是学科培训还是非学科培训，似乎都未传递出要将监管“发条”拧松的信号。

　　在部分地区，学科类培训甚至“无绑可松”——包括宁波余姚、江苏南通在内的部分地区宣布已实现义务教育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动态清零，青海、河北两省份甚至实现全省动态清零。

　　但从韩国的前车之鉴看，机构清零容易，清除违规补习却并非易事。韩国1980年发布的培训禁令，随后催生了五花八门的伪装补习，辅导市场“黑市”价码在风险成本加持下一路飙升，最终在2000年彻底废止。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公开表示，从培训供给角度看，不能一味压减合法的学科类额培训机构。需理性认识到，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社会教育形成合力，给学生提供课后以及节假日、双休日、寒暑假的去处，但仍有部分家长有让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的差异化教育需求，这是客观存在的。

　　这或许会是一个让教培行业从业者们沮丧的事实——从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学科类培训早就“无绑可松”了。

　　浙江省余姚市：2022年9月，余姚市教育局发文称，全市所有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经终止办学，学生不应参加校外学科类培训活动。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2022年8月，温州鹿城官宣，鹿城区教育局审批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已全部注销办学许可证，且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

　　江苏省南通市：2022年1月，全国首个“双减”监管服务平台在南通上线，南通市“双减办”提醒市民和学生家长，该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实现全部“清零”。

　　不仅如此，青海和河北两省份在2022年就实现全省动态清零。其中，青海是全国率先实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清零的省份，早在2022年2月就已实现动态清零。随后，河北省也公开表示，全省除了4所非营利性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外，其余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基本清零。

　　从全国范围来看，教育部2022年12月公开数据显示补习班，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线%半岛电子。留下的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营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

　　而且，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安徽、山东、广东、青海、新疆等地大力推动机构压减，压减率都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在主管部门的治理下，义务教育段学科类培训机构已所剩不多。而且，新的2023年，不少省份还在对学科类培训进行动态清理。

　　1月12日，湖北省学科类校外违规培训“随手拍”投诉举报平台正式上线日，海南省校外违规培训“随手拍”便捷投诉举报小程序上线；

　　在教培机构是否松绑的问题上，曾经的从业人士张老师表示，目前绝大多数学科类培训的老师都有了新工作，行业人才几乎流失殆尽，“我个人的看法是，教培机构不会死灰复燃了，但教培行业从来就没死过”。

　　2022年底，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手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立规矩”——印发《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作出系统部署，综合考虑家长支付能力、机构运营成本、资金安全风险，新增了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的规定。

　　要知道，对非学科类培训限额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这是学科类培训都不曾有过的要求。再结合此前发布的预收费资金监管政策，非学科培训明显有向学科类培训看齐的趋势。

　　1月16日，北京通州区“双减”专班办公室发布通报，巧智熊青少年成长中心和绩优教育两机构在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情况下，违规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培训，通州区“双减”专班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为规范教培行业，2022年，“双减”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从国务院年底的总结报告看，仍在强调“双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

　　2022年10月，教育部在“双减”总结报告中提到，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由原来的12.4万个压减至4932个，压减率96%，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原来的263个压减至34个，压减率87.1%，绝大多数学生校外培训时长较“双减”前减少了50%以上，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有效减轻。

　　不过，教育部也表示，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难题还需破解，非学科类培训监管还存在监管盲区，下一步，将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日常监督管理，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综合推进体系结构、考试评价、教师队伍、优质均衡等系统改革，务求做到标本兼治。

　　既然学科和非学科的监管都没松手，为何会出现“监管松绑”的风声？除了发改委的这篇文章，还有从业者提到了韩国的前车之鉴。

　　40多年前的韩国，为消除课外补习过热问题，韩国政府颁布了《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禁止课外补习行为，违反者将处以罚款，甚至包括有期徒刑1年等处罚。

　　不过，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五花八门的各色伪装补习层出不穷，辅导市场“黑市”价码在风险成本加持下一路飙升。

　　据统计半岛电子，1980年到2000年，韩国的补习学院数量从381所增加到14013所，参与学生则从11.8万人增加到13.88万人。直到 2000年，培训禁令彻底废止。

　　需理性认识到，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社会教育形成合力，给学生提供课后以及节假日、双休日、寒暑假的去处，但仍有部分家长有让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的差异化教育需求，这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种差异化需求，以压减培训机构作为治理目标，会让本来合法的变得不合法，从公开转到地下，既增加治理成本，又没有真正减轻学生的负担”，熊丙奇谈到，要清除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应让家长通过公开渠道，获得规范的培训服务。从满足受教育者的差异化教育需求看，校外教育培训也是办令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组成。

　　最根本的问题，是基础教育过重的应试倾向，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仍是主要的评价方式。

　　熊丙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要进行更层次的教育管理、学校办学、人才评价改革，要破除诸多既得利益的阻碍。包括清除高中与大学的办学等级，不再把高中和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同时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每所学校在自身定位上办出特色和高质量。只有如此，才能把学生和家长从升学焦虑中解放出来，也让整体教育摆脱升学模式，关注给学生完整的教育。学生和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自然会减少，隐形变异培训也就不再有任何市场。半岛电子